OD体育也许如果没有菲利斯·兰伯特（Phyllis Lambert）的参与，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和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根本无法为她的父亲建起20世纪最杰出的建筑之一：。

　　西格拉姆大厦，纽约，建筑设计：密斯·凡德罗、菲利普·约翰逊；协助建筑设计：卡恩（Kahn）OD体育、雅各布斯（Jacobs）；规划总监：菲利斯·兰伯特(Photo: Ezra Stoller, 1958; CCA, Montreal; © Esto)

　　Phyllis Lambert不是建筑师，大家称她为“建筑师的守护者”。出生于1927年，作为西格拉姆酒业帝国的创始人萨缪尔·布朗夫曼（Samuel Bronfman）的女儿，她在对于推进当代建筑事业做出的持续贡献得到广泛认同，同时她对于城市建设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和建筑在公共领域中所应该承担责任的关切，也让她倍受赞誉。

　　Phyllis Lambert以委托人和管理者而非建筑师的身份为建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她所建立的位于蒙特利尔的加拿大建筑中心以最宽广的视野和最大的慷慨保留了建史上那些珍贵的资料，并以理想的方式组织研究OD体育。如果说是建筑师成就了建筑，那么Phyllis Lambert则成就了建筑师们。

　　2015年，菲利斯·兰伯特（Phyllis Lambert）出席了柏林“记录·艺术”电影节（DOKU.ARTS Film Festival），并与珍妮特·昆斯曼（Jeanette Kunsmann）、斯蒂芬·博科夫（Stephan Burkoff）一起，从密斯开始，对谈近六十多年来的建筑史、建筑的未来和其中对教条的破除。

　　注：史蒂芬·博科夫和珍妮特·昆斯曼分别是uncube的德国姊妹刊物designlines.de和baunetz.de的主编。

　　兰伯特女士，您在2014年因您的终身成就荣获威尼斯建筑双年展金狮奖，不过并不是以建筑师的身份，而是作为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口中的“我们真正所需的建筑文化的倡导者”。那么在您看来，什么样的建筑才是一个好的建筑呢？

　　显而易见的一点是，我们都生活在建筑里。但如果设计者并不将建筑学视为一种文化力量，那么建筑学就会沦为一种商业行为。比如说：密斯·凡德罗设计建造了非比寻常的建筑，并发展出了他独有的建筑语言。如果你能善用这种语言，你就能以之编织散文；而如果你能更进一步，那你就成为了一名诗人。

　　与密斯的合作打开了我的眼界，让我从逻辑学的角度来看待和处理事物，并看到了一座城市所蕴含的影响力与特质，毕竟建筑不是自己独立在一个地方的。和密斯的合作带给我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建筑总是以综合体的形式出现。

　　西格拉姆大厦不只是一栋你只能走进去然后坐电梯上楼的建筑物。它包含一个广场，还背靠一座裙楼。密斯创造了一个永远开敞和开放的空间。如果你能理解那个城市的居民，那么你就能明白：“少即是多”，和其背后强有力的理性与逻辑。能得到他实实在在的训导、见识到他是如何工作的，对我来说是真的很幸运。

　　对于现在西格拉姆大厦重新设计的室内空间，特别是著名的四季酒店，您有什么看法呢？

　　西格拉姆大厦的拥有者是一个喜欢用浮夸“艺术品”来营造小资情怀的人OD体育。但他真的应该尊重伟大艺术和建筑的特质与历史，并意识到他做了什么，代价是什么，以此来不使其褪色。

　　然而事实上，他想要改变一部分四季酒店的设计，比如我们称之为毕加索长廊的两个由连廊相连的大房间。那里有一副伟大的毕加索作品，一块芭蕾舞“三角帽”的幕布。而他是这样说的，“我早晚得扔了这块破布”。还好四季酒店是一个地标，因此被保护了下来。我和其他关心伟大艺术和建筑的人一起向他抗争，使四季酒店和其他基础元素不被改变。

　　但他还是改变了这个场所的精神，把这座桌距完美，让你尽可漫谈其间的伟大而优雅的建筑，变成了不过是“Go-Go”放克音乐风格的地方。我想他一定在那儿填满了桌子，毕竟他没什么理由不这样做。

　　西格拉姆大厦建成已近六十年，在您的观点中，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后，建筑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如你所知，密斯总想规训人们，他也确实是这么做的，但人们永远理解不了他所做一切背后的关键理念。于是乎人们造起了那些仿制品——只在表皮上与西格拉姆大厦有所雷同，但没学到任何本质的大楼OD体育，它们的比例也不协调，更看不出任何时代性。

　　而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复古”，可它不如1920年代精彩的达达主义那么有趣。现如今，一切考量是物质性的，比如如何使用玻璃、水泥、钢铁，这一切都在以一个很有趣的方式进行回顾和发展。再让我们看看雷姆·库哈斯是怎么做的，比如他对那些微小元素的使用。在世界范畴的环境中，真正值得我们思索的是设计的可能性和电脑带来的虚构物是如何改变我们调和建成环境与自然环境的方式的。

　　作为加拿大建筑中心（Canadian Centre for Architecture，位于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的建筑博物馆和研究中心）的赞助者之一，您对建筑的理解十分透彻。是什么使您觉得当代建筑经常被误解呢？

　　在当代，只要是不错的事物，是探索界限的事物，都经常被误解！在文学和音乐领域同样如此。戏剧和电影中含有足够的普世趣味，不论是谁，总能从中找到自己的乐趣，但音乐、建筑或绘画就并非如此了，人们需要一定的基础才能习惯其表现形式。如果是在这几个领域工作的人，他们自然对相应的背景和历史有所感觉，但如果他们不将这几个领域的创作看作是探索新思想的方式，他们同样需要更多的努力才能感受其趣味。

　　在您的一生中，您对各类不同的建筑和建筑师都抱有巨大的热情，您为了让密斯负责西格拉姆大厦而抗争，为蒙特利尔的加拿大建筑中心选择了相当后现代的建筑师皮特·罗斯（Peter Rose）。对历史建筑的归档与保护您也十分上心，尤其是蒙特利尔。看起来您是一位现代主义者、一位古典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位保护主义者。您是否会将此看作一种矛盾呢？

　　并不，我完全没看出任何矛盾之处，它们都是建筑学的一部分。当你把一栋新的建筑置入城市，并与已存在那里的建筑联系起来，它们将融汇一处，毕竟我们是在城市背景中工作而非在孤立环境中。在1950年代，一栋伟大的现代建筑要在纽约被建成，这是非常基础的一点，对于1970年代在蒙特利尔展开的对历史文脉的保护与强化也同样如此。

　　如你所知，我有着非常广泛的兴趣。我收集十六世纪及以前的画作，并由此对建筑历史开始着迷。我还对许多别的领域有兴趣，比如摄影：我把相机用作一种记录工具。

　　在城市中曾有一些并不合适的规划，建筑被拆除而城市肌理的整个特质都被摈弃。因为人们不再尊重建筑，人们不理解建筑，他们也无法形容建筑。但我认为人们需要理解建筑。因此，我创立加拿大建筑中心是出于一种公共性的考虑，是为了让人们能够理解城市并且想要去改善城市。我认为这是最好的让我能有所贡献的方式。

　　您认为建筑学有其自己的语言，并且有时是非常先锋的，以至于人们需要时间才能理解。但如今的建筑学看起来想要让所有人都能够理解。您认为建筑学会再次找到自己的语言吗？

　　当然了。但是如你我所知OD体育，历史上对于人和空间的观念有好几个时期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说像文艺复兴那样重大的变革。工业化带来了巨变，并带来了官僚化的改变。因为人越多，就需要更多的规章制度。有些建筑师对此感到绝望，不过我们总有办法能做些什么。

　　您是1927年生人，而且您的生活扎根于一种非常传统的生活方式：在一个自力更生的宗族大家长式的家庭中长大。对于如今不满于自己在建筑业中地位的女性们，您有什么建议吗？

　　不得不说我是幸运的，我的家庭虽然在社会习俗上非常传统保守，但我的父亲非常自立并因此十分奋进。有他作为榜样是我的一大优势，另一优势则是我的家庭能够负担起我所接受的优良教育。

　　但随着过去的半个世纪，这个世界已经完全不同了。在19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当我前往建筑院校求学时，整个学校可能只有两位女性。而如今，40-60%的学生都是女性，人们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巨变。

　　我觉得对于男性和女性来说都一样，我们都需要看到自身之外的东西，超越自身并将自己与时间、他人联系在一起。我们必须与科学、习俗上的改变共存。

　　在您与密斯·凡德罗、菲利普·约翰逊的合作过程中，有什么轶事是您记到现在的吗？

　　密斯和我的父亲（塞缪尔·布朗夫曼 Samuel Bronfman）自从第一次见面就感到志同道合、惺惺相惜。因为密斯不习惯说英语，而我父亲不会说德语，只有我母亲（赛义·罗斯纳·布朗夫曼Saidye Rosner Bronfman）会说一些德语。所以当我们在公寓里共进午餐时，我母亲总是在那里。